与时间赛跑，阿尔茨海默病能靠手术治疗吗？

两道淡粉色疤痕匍匐在颈部两侧，每道不足10公分。

那是林南母亲对抗阿尔茨海默病（AD）的“印记”。五年前确诊至今，她为母亲尝试过各种药物，但病程始终不可避免地向前推进。去年6月，母亲经历了第二次断崖式恶化，开始看不懂钟表时间。

一个月后，林南母亲作为沈阳一家三甲医院的第一例患者，完成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颈深淋巴静脉吻合术（LVA）。

LVA本身并不是一项新技术，但将其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是一种新的尝试。

这项由中国医生首创的手术，通过在颈部建立淋巴管与静脉之间的吻合，尝试改善大脑淋巴液的引流，加速脑内导致AD的有毒物质的代谢，理论上可以减轻脑内有毒物质的积累，延缓疾病进程。

近一年全国已有多家医院陆续开展这项手术，但在获得大部分患者及家属认可的同时，医学界的争议声始终未歇。

多位医生表示，这项术式实际上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一种探索。目前该术式的适应症、手术技术标准、医疗设备以及效果评估标准尚未统一，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仍需通过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

回顾医学发展历史，许多新疗法在临床探索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天平两端，一边是可能的收益，一边是未知的风险。

LVA手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哪一种？目前还没有答案。

“不恶化就是好事儿”

在照护者林南的感受里，这场手术给母亲带来的改变微妙而具体。

三月，沈阳的早春已经有了暖意，林南的母亲一天要遛四五趟狗。手术前半年，她几乎整日沉睡，精力低下，如今比许多年轻人都更有活力。

但认知能力仍在不可避免地衰退。林南觉得母亲出现了偏执症状，无论怎么劝说，她都不肯减少遛狗的次数，家里那只十多岁的边牧常常被遛得精疲力竭。

五年前，58岁的林南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确诊时，她是医院里经验丰富的儿科医生。几十年的经验使她在疾病初期，依然能够胜任工作，在60岁法定退休后还被医院返聘，直到62岁才正式离岗。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记忆的缝隙逐渐扩大。

2023年11月换季时，林南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一天下班后坐公交车回家，她坐过了站，下车后，站在陌生的街道上，茫然四顾，找不到家的方向。

2024年6月，病情第二次出现断崖式恶化，林南母亲开始出现认知障碍，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林南在白板上写下服药时间，但母亲吃错药的次数越来越多。林南怀疑，病情恶化或许与换季有关。从那以后，每逢换季，她格外关注母亲的状态。

两次断崖式下跌，给林南带来了紧迫感。

复查时，神经科医生告诉林南，医院正在开展一种新手术——颈深淋巴静脉吻合术，一种本用于治疗四肢水肿的成熟手术，正在尝试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

在母亲第二次恶化后，林南决定尝试。“各种进口药都试了，新出的仑卡奈单抗疫苗不适用于中重度病人，唯一能尝试的就是手术。”

林南的父母都是医生，对LVA手术原理并不陌生。在她看来，手术只是皮下微创，不涉及大脑，即使失败，影响也有限。而且，术前术后加起来不到四万元，费用比较友好。

抱着最差就是“没有效果、钱白花”的心态，2024年7月，林南和母亲做出这个尝试。“就是试一试，没有任何期待，它能延缓一点点，不恶化就是好事儿。”

同样感受到紧迫的，还有杨怡岚。

2021年4月，她回老家时目睹父亲怔怔地站在厨房里，仿佛卡壳：本想煮牛奶，但突然忘了是先放水、先揭开锅、还是先放牛奶。

她联想起上一次回家时看到家中堆满快递盒，还疑惑父亲一个每天都要洗澡的讲究人，怎么会不收拾屋子。杨怡岚当即带父亲去医院，随后确诊轻度阿尔茨海默病。

彼时父亲还能自己买菜。但到了第二年，父亲开始忘记身边的朋友；第三年的很多个夜晚，父亲都会从睡梦中醒来四五次，漫无目的地在屋里徘徊，全家人都无法睡完整的觉。

去年回家，杨怡岚和父亲在拐角处面对面相遇，父亲径直走了过去，已经认不出她了。时光里关于父女俩的记忆，似乎都被抹去了。

一项“横空出世”的新技术

浙江省人民医院手外科和修复重建外科的前任主任、现杭州求是医院院长谢庆平教授被认为是“LVA手术治疗AD”的首创者。谢庆平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源于临床工作中的发现。2018年，他在为其他一些患者进行LVA手术后，这些患者自述“脑子变清楚了”。

这促使谢庆平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神经科学领域对大脑淋巴系统的研究，也许能解释这一变化的可能原因。

2015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神经科学系Jonathan Kipnis教授等人在《自然》期刊发表论文，研究团队在小鼠硬脑膜窦内壁上发现了功能性淋巴管，这一系统能够携带脑脊液中的液体和免疫细胞，并与深颈淋巴结相连。

这一发现打破了“大脑中没有淋巴系统”的传统认知。2018年，他们进一步发现，脑膜淋巴管能运送由大脑生成的蛋白质、代谢废物等，这与正常老化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疾病有很大的关联性。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尽管医学界不断寻找可能的解药，但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致病成因的主流学说是，β-淀粉样蛋白（Aβ）、Tau蛋白等在大脑内沉积，形成“斑块”，破坏神经元，导致记忆力下降、认知障碍，甚至最终丧失自理能力。

关于脑内淋巴管的发现，为治疗认知障碍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否能通过改善颈部淋巴回流，让废物代谢得更快，从而延缓疾病进展？

2020年9月，谢庆平为一位84岁的老年认知障碍患者，探索性地进行了颈深淋巴静脉吻合术。术后9个月，谢庆平评估患者恢复基本认知功能。这篇临床病例报告被发表在2022年的《中华显微外科杂志》上。

新京报记者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看到，“今年初，《中华显微外科杂志》收到1篇有关手术治疗一位高龄老人认知障碍（CI）的文稿，内容新颖，几经专家审稿、多次定稿讨论，认为该文可作为一种显微手术治疗新方法探索，为鼓励新术式新技术探索，该例报告将在第五期刊发，供同行讨论。”

这篇病例报告发布后，手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吸引了很多医生关注。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手显微淋巴外科主任周喆刚在2022年的学术会议上听闻这项“前沿发展”，直觉上并不相信。作为一位认知障碍患者的家属，他认为阿尔茨海默病经过近百年的研究尚无有效治疗，如今却由一项源自显微外科的手术介入治疗，这本身就属于“跨界”。

2022年10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专家陆华教授刚看到这篇论文时，也抱有怀疑。他并不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有外科治疗方式，有亲戚朋友需要诊治，他也推荐去神经内科或老年医学科进行药物治疗。

但陆华的兴趣仍被激起了，他认为创新要先从基础研究开始。

2023年初，陆华启动了国际上首个颈深淋巴静脉分流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小鼠模型。他解释，动物模型的核心在于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或否定临床项目，同时帮助他为开展这个项目做好技术储备。

在小鼠身上，陆华明确看到AD小鼠的颈淋巴功能较同龄小鼠差很多。手术能够增加颈深淋巴流量，加快AD小鼠脑内β淀粉样蛋白沉积的清除，从而改善AD小鼠的行为学功能。

但动物试验并不等于临床有效。陆华直言，“AD患者是否存在颈淋巴功能障碍，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真正地得到答案。”

如果说对外科医生而言，这项术式类似“药物的超适应症使用”。对神经内科医生而言，那就是“全新的事物”。

北京老年医院认知障碍诊疗中心主任医师张守字多年利用β-淀粉样蛋白标志的PET检查、血液或脑脊液生物标志物检测等方式来诊断阿尔茨海默病。

他解释，β-淀粉样蛋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启动因素之一，其含量与AD病情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这种关系并非完全正比。在临床上，不一定β-淀粉样蛋白减少了，临床症状就一定减轻，通过改善淋巴引流是否能使脑β-淀粉样蛋白沉积下降还没有得到实验证实。

他表示，目前这项术式的证据不是很多，比如效果能够持续多久还不确定，也没有临床研究的验证支持；当前关于LVA的研究大多是个案分享，缺乏大规模、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

平时遇到患者咨询时，他会把可能的相关原理解释清楚，同时建议患者家属要谨慎看待此类早期研究，由患者及家人自行决定是否要进行手术。

未知大于已知

2024年9月30日，杨怡岚的父亲成为当地医院手术治疗AD的第18位患者。

杨怡岚回忆起父亲术后麻醉恢复时，第一句话是“很想你，好久没见你们了”。

她一度以为奇迹发生了。术后第二天一早，父亲主动要求刷牙，这是他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她心生希望：手术真的让父亲的意识恢复了一些？

希望很快遭遇现实的波动。术后一周父亲的状态被打回原形，甚至恶化。随后的大半年，状态反反复复。好的时候能打麻将，说话清晰，剪头发知道自己付钱，上厕所会反锁上门。不好的时候早上醒来数字1也写不出，上衣裤子分不清，出现过一次大小便失禁。

“并不是手术做完了就大功告成，三分靠手术，七分靠家属。”杨怡岚总结的经验是，术后的贴身护理同样重要。除了继续服用药物，她引导父亲写数字、练书法，几乎每天都安排户外活动，还尝试用老式茶杯、老歌营造一定的氛围来刺激父亲的记忆，希望让父亲的意识重新回到现实生活。

杨怡岚每天记录父亲的情况，发布在社交账号上，希望自己的经历能为其他家属提供参考。评论区里，有人恭喜她的父亲恢复得不错，有人跟她学习护理的方式，有人询问手术细节，还有人说手术对家人毫无效果。

“LVA可能改善了精神状态，但并不会改变病情的方向。”林南的母亲手术后，精神状态明显变好，整日沉睡的情况消失了，但她的认知能力仍在持续退化。“她越来越不认识时间，短期记忆彻底丧失，甚至连带表针的时钟都看不懂，睡醒后分不清上午和下午。”

不过，林南仍然庆幸，至少今年换季时，母亲没有像去年那样出现断崖式恶化。“能有一点儿改善，已经很值得了。”

对于医生来说，这项手术是如何起效的，仍然是个未知数。

谢庆平已经完成600多例认知障碍患者的手术，其中400多例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表示：“大部分患者症状改善明显，少部分病情停止恶化，但手术绝不是神话，也有个别病人因多种因素阻止不了病情的发展。”

谢庆平表示，所有病患和家属都应该认识到阿尔茨海默病的特殊性，除手术以外，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明确的方法能够逆转阿尔茨海默病的病情发展，所以在选择治疗时，都应该全面充分考虑。

在从小鼠模型上得到一定结果后，去年10月，陆华也完成了两例临床手术，患者都是医护人员的家属，他们曾在术前特意来看他在动物身上做手术。

术后第二天查房时，一位患者忽然对他说了一句“谢谢医生”。家属惊讶地表示，自确诊后，患者已经很多年没有主动表达过感谢了。另一位患者，术前因严重的认知障碍和焦虑情绪，曾频繁拨打110，术后至今未再出现类似情况。

陆华坦言，如今做了十几例，也有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出院的时候效果还蛮好，过段时间反馈症状又复发了。

让陆华感到困惑的是，手术过程的顺利程度，并不直接对应患者术后的改善情况。有时候，手术操作非常流畅，吻合精准，但患者的病情并没有明显好转。

他推测，这可能与患者个人差异、手术中选择的淋巴管和淋巴结不同，以及与吻合口是否有狭窄、血栓堵塞等因素有关。换句话说，“我们的手术方案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随着这项手术在不同医院逐步开展，越来越多的同行在学术会议上分享手术前后的对比视频。去年9月，周喆刚联合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陈旭辉开始操作这项手术，他们对可能达到的效果、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并发症等情况，进行了讨论和评估。

由神经内科医生通过影像学数据和指标筛选适合手术的患者——大脑中有β淀粉样蛋白和Tau蛋白堆积，然后由外科医生进行手术操作。

手术背后，医生们也有很多未知：如果AD患者没有颈淋巴功能障碍，为什么要做淋巴静脉分流？如果AD患者存在颈淋巴功能障碍，存在障碍的依据在哪里？它的障碍程度达到什么情况可以做手术，这涉及手术指征；颈淋巴手术的分流方式有很多，采用哪里的淋巴管、淋巴结，以及如何和静脉吻合。这些都是不确定的。

激进的并非手术本身，而是人

尽管“LVA手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它的临床应用，似乎已经快于研究进展。

在多位医生的感受中，自2025年年初，这项手术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从三甲医院到民营医院，截至2025年3月，全国有一百多家医院陆续开展这项手术，涉及的科室有显微外科、淋巴外科、整形外科、血管外科等。

同时还有多家医院已经或正在展开培训。今年3月，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举办了吉林首届阿尔茨海默病LVA手术治疗培训班；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六安市中医院）也将于4月举办收费培训，包括理论授课、手术直播和LVA实操训练。

在医学探索中，任何新技术的应用，都伴随着风险与未知。

多位专家表示，一种临床上创新治疗术式的推广，与需要经过动物试验、三期临床试验的新药上市流程不同，LVA手术作为一项成熟的显微外科技术，运用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上，仅需医院内部的伦理委员会和新技术委员会批准。

这使得不同医院的态度出现分化。一些医院积极推进，已将其纳入临床，而另一些医院则因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暂缓开展。

多位医生表示，在申请开展手术前都曾被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质疑过。医院伦理委员会重点关注技术熟练度、手术并发症和费用问题，其中病人的获益与可能的伤害是伦理讨论中最关心的问题。

“每家医院掌握的尺度不同。”陆华说。据他了解，一些头部医院也计划开展LVA手术，但在伦理委员会审核时被搁置，主要原因是“循证医学证据不足”。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国内，也出现在国际学术交流中。

在医学界，“可能有效”并不足以作为推广手术的理由，尤其是在面对一种目前尚无治愈手段的疾病时，每一次尝试都涉及患者权益和伦理责任。

即便手术本身安全性较高，它仍然是一项高度精细的操作。

张守字提到，“到底哪些患者适合、哪些患者不适合？手术的效果到底能维持多久？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同时他也担心手术能否高质量实施，每个人做手术的能力是参差不齐的，会直接影响术后病人的临床效果。

此外，各医院手术方式不一。有的医生对淋巴管和静脉进行吻合，有的医生对淋巴结和静脉进行吻合，以及还有两者之间不同的吻合技术。

周喆刚介绍，这两种方式都是淋巴水肿外科此前常用的，但两者的精细度不同。淋巴管的直径在0.5毫米左右，手术时需要能够至少放大40倍的高端显微镜、超显微的手术器械、荧光显微镜等。这些设备价格昂贵，并非所有医院都有。

至于不同手术方式带来的术后效果差异，多位医生表示由于手术量较小，目前还没有结论。

在当前医疗环境下，新技术的引入往往不仅是医学探索，也涉及医院的科室发展和经济收益。现实情况是，部分医生可能认为自己技术成熟，主动向医院申请开展LVA手术，而多数医院也可能出于“增加新技术”这一考量，同意开展。

陆华表示，“如果不是以临床研究为目的，而快速推广这个手术，可能会带来风险。”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可能的收益，一边是未知的风险。

回顾医学发展史，许多曾饱受质疑的治疗手段，最终被证明具有突破性价值，比如疫苗接种、器官移植等。但同样，也有一些被寄予厚望的“革命性疗法”，最终未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成为医学探索中的失败案例。

LVA手术属于哪一种？目前没有答案。

陆华认为，激进的并非手术本身，而是人。“这项技术本身的难度不大，但正因为难度不大，它更容易让人产生‘要么一股脑儿去做，要么完全否定’的极端情绪。”

“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就贸然开展，这才是激进。”陆华强调。

在不确定中前行，需要循证医学等高等级的医学证据。

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单位注册了临床试验研究。江南大学附属医院于2024年6月完成了国际临床试验的注册，计划纳入30例病例。今年年初，杭州求是医院谢庆平团队联合北京天坛医院启动了CLEAN-AD临床试验，以药物等治疗为对照组，通过统一术式标准评估LVA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谢庆平介绍，这项多中心、前瞻性、透明化研究计划纳入587例中重度AD患者，还引入神经外科、淋巴外科等多名世界学术专家作为国际观察员，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目前，上海、北京、浙江等地有多家医院，完成了相关临床研究注册。据陆华预计，到2025年年底，第一批随访数据将初步呈现，而更大规模的数据有望在2026年公布。

“但在此之前，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陆华坦言。

据中国青年报此前报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常务副院长、神经病学中心首席科学家王伊龙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组织行业内专家，要求对这个手术的现状、安全性、科学性、有效性等内容进行评估。

面对这种未知，家属的期待往往更加现实——他们并不指望病人恢复正常，只要能稍微好一点儿，哪怕只是减轻照护负担，也值得一试。对900多万中国AD患者家庭而言，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里，维持现状就是阶段性胜利。

林南表示，“没有这个病，没有照护这么费劲，谁也不想做一个还没有定论的手术。”

杨怡岚则形容手术为“给了死缓一个机会”。术后103天，杨怡岚带着父亲和儿子在楼下玩，儿子投篮投不中，父亲脱下外套，走上前去，连续投中了好几个，引得一旁的小孩欢呼：“哪里是爷爷，这是投篮高手！”

“只能跟过去比。”如今，杨怡岚已经很久没有问过父亲是否认识她，她觉得父亲能一觉睡到天亮，大小便能自理，能够有尊严地度过晚年就够了。（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南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李聪 实习生 刘香君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