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戚发轫在分享科研背后的故事。
资料照片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尤亚辉摄
戚发轫（中）在了解科研进展。
图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提供
戚发轫在参加科普讲座。
图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提供
人物小传
戚发轫，1933年4月生，辽宁瓦房店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技术顾问。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曾任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主持神舟系列飞船研制工作，在载人航天器、卫星、宇航元器件可靠性体系等工程技术领域和推动空间事业战略发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次，2016年被评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20年被中宣部、教育部评为“最美教师”，2023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24年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
只需90分钟，中国空间站即绕地球一圈；然而，为了圆航天梦，中国人艰难探索六十余载。
从新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到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从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到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中国航天事业多个“第一”背后，都与一个名字紧密相连，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正如“发轫”寓意“开端”，他带领中国航天人奋发图强、勇毅前行，在浩瀚宇宙留下一个个执着探索的璀璨印记，书写一次次逐梦苍穹的中国奇迹。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时刻问自己，敢不敢坐自己研制的飞船”
【镜头】
2013年6月，神舟十号飞船返回前夕，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的飞船着陆场，迎来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便是戚发轫，想去看看神舟一号飞船的着陆点。随着车辆兜兜转转，终于抵达神舟一号着陆点附近，戚发轫感慨：“神舟系列飞船中，我对神舟一号的感情最深。它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千百年来，中国人的飞天梦，总是蕴藏着无限浪漫与遐想，也伴随着几代航天人的接力探索。
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并返回。后来，杨利伟见到戚发轫时，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轫回忆，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载人航天的故障率须在三十万分之一以内。换句话说，每天发一次，连续30年都不能出问题。”戚发轫介绍，在此之前，发展载人航天的国家均有人员伤亡情况，对此，戚发轫对团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要时刻问自己，敢不敢坐自己研制的飞船？”
为了避免“万一”，研发团队想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有180多个。“比如，箭船分离，万一分不开怎么办？为以防万一，我们为航天员设置了分离指令。进一步假设，万一入轨过程中途要分离，火箭燃料没有烧完，追尾飞船怎么办？我们就想到把飞船制动火箭点火，使飞船加速飞出去。”戚发轫说，“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30%用来应对正常飞行，70%用于应对可能的故障。没有把握，我们不会让航天员上去。”
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就曾启动过载人航天工程，但由于技术储备等因素制约，最终中止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载人航天被列入‘863’计划。当时很多科学家呼吁，‘中国人再不搞载人航天就落后了，得赶快干’。经过论证，我们不能用航天飞机，要用飞船。”戚发轫回忆。
1992年1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起步，当时已年届退休的戚发轫临危受命，担任神舟系列飞船总设计师。对戚发轫来说，“总设计师”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理论资料、试验场地、试验设备都是一片空白。“大型真空罐、振动台、电磁实验室，需要从头组建。”戚发轫带领团队，搭架子、盖房子，研制、调试设备，硬是在北京海淀区的一片庄稼地上，建起了航天城。同时，边建设、边试验，采用电性船改装的模式，研制出了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
1999年11月，神舟一号成功发射并返回，着陆点距离预定回收地点不到10公里。七年磨一剑，戚发轫带领团队打赢了一场攻坚战。
此后，神舟二号、三号、四号，一直到神舟五号实现首次载人飞行，作为总设计师的戚发轫最知道其中的艰辛，“总的来讲，载人航天工程确确实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但也印证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自力更生叩问苍穹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我国自己的通信卫星”
【镜头】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直上云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里，全场沸腾。人群中，只有戚发轫一言不发，屏住呼吸，双眼紧盯屏幕。有人拍着戚发轫的肩膀说：“小伙子，我们成了！”戚发轫却说：“还得等等，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呢！”过了几十分钟，传来报告，“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格外洪亮”。戚发轫此时才站起身，大喊一声：“我们成功了！”话语间，声音已经哽咽。
国家不强大，就要受欺负。这个道理，戚发轫从小就明白。
1933年出生于辽宁复县（现瓦房店市）、1938年迁至大连市，受过日本推行的奴化教育，搬运过从抗美援朝战场送回来的伤员，那时戚发轫就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学航空、造飞机，保家卫国”。
1952年，戚发轫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前身）。大学毕业后，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从事导弹研制工作，开启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航天事业。
196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成立。此时，我国正在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当时的院长钱学森指派孙家栋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孙家栋挑选了包括戚发轫在内的18名技术人员，一起扛起加速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重任。这18人，后来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戚发轫说，“我们是‘第三个馒头’，前人做了大量的科研基础工作，我们接过了攻关的接力棒。”
戚发轫回忆，东方红一号上，采用4根3米长的收缩式天线，需要在太空中靠自旋甩开。用多大尺寸、多大重量，既要计算又要仿真。当时没有能用的计算机，无法推演，只能靠试验。团队就在一个旧库房进行展开试验。因为有危险性，年轻的同志索性爬上房梁观察，年长的则用包装箱盖子挡住身体，从缝隙里往外观察，记录试验结果。
类似的试验，做了几十次。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我国成为第五个把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家。直至今日，戚发轫仍难掩自豪。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后不久，戚发轫便全身心投入东方红二号的研制中，又先后担任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东方红二号甲卫星总设计师……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元器件的国产化。
“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研制我国自己的通信卫星。”戚发轫马上投入攻关，成立电子元器件可靠性中心，带领团队走访全国的电子工业工厂，筛选、订货、监造、验收，突破了元器件国产化难题困扰……1984年4月8日，东方红二号成功发射，使我国具备了独立研制和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能力，也让我国的电视信号覆盖率从30%提高到87%。
同心攻坚薪火相传
“青年不放在位置上、担子不放在肩上，就出不了人才”
【镜头】
2023年1月13日凌晨，亚太6E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是我国基于全电推平台——东方红三号E平台研制的一颗国际商业高通量通信卫星。“通过电推让航天器在太空中完成姿态调整、轨道改变，可以有效降低卫星携带燃料的重量、增加载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研究员王敏说，“这个前沿理念，最早是戚院士提出的，他坚持把技术难关交给我们青年一代来攻坚。”
“青年是航天事业的希望。青年不放在位置上、担子不放在肩上，就出不了人才。”这是戚发轫常说的话。
戚发轫说，自己也是“在压担子中成长起来的”。刚参加工作时搞导弹，研究院里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导弹。“钱院长亲自给我们讲授‘导弹概论’，他把我们领进了门，以后都要靠我们自己来钻研。”后来这个带有“扫盲”性质的班里，不少人都成长为各领域专家。
神舟系列飞船立项后，人才短缺问题更加凸显。戚发轫一面参与型号研制工作，一面着手筹建人才队伍。
“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戚发轫说，因为待遇低、出成果慢，不少人不愿从事航天事业，很多人来了这里又选择离开……“靠着理想信念留下来的，每个人都能扛起一支队伍，攻克一个难关，大家同心协力，做成了很多事情。”
2003年，全国抗击非典疫情，正值神舟五号发射前的攻坚冲刺阶段。因为涉及不同协作单位间的验收、测试、试验，人员流动较大。为最大限度保障科研人员安全，戚发轫说，“凡是进了航天城的人，管吃管住，让大家安心搞试验。”戚发轫自己也率先住进了航天城。在戚发轫的带动下，一批批优秀的航天技术人才竞相涌现，载人航天领域专家张柏楠、杨宏、何宇等人，早已在关键技术领域担任重要岗位。
2004年，从载人航天一线退下来的戚发轫，来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任宇航学院院长，筹建中国第一个空间羽流实验室。10多年里，他培养了20多名博士生。
王敏曾师从戚发轫。“戚院士治学严谨，实验课题中的每一个关键阶段，他都要过问；他又充分相信我们，只与我们讨论研究方向，具体的技术路径就交给我们自己去摸索。”王敏说，戚院士敢于让年轻人挑大梁，而且只要有需要，他一直都在。
播撒热爱无悔奉献
“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镜头】
2025年2月26日，北京市密云二中，戚发轫为全校师生讲授开学第一课。“中国航天之所以取得现在的成绩，是因为大家心中都充满爱。一个人只有有了爱，才会把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出来；而最大的爱，就是爱国家……”讲座中，戚发轫饱含深情，娓娓道来，赢得台下热烈掌声。
“爱国、奉献，是我们那一代人刻在基因和血脉里的东西。”戚发轫说。
早期技术攻关时，在发射基地试验队没地方住，大家在地上挖一个1米多的深坑，上面盖草木，晚上就睡在这个“地窝子”里；做低温试验没有试验室，大家只能借用大型冷库做试验，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冷库里，穿着大棉袄、塑料鞋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少人的塑料鞋都被冻裂了。“从没听到任何人喊苦喊累，这就是航天人的精气神。”戚发轫感慨。
卫星研制工作，昼夜兼程是常态。为了赶上任务进度，戚发轫曾因为劳累过度而昏厥，醒了后休息一下又投入攻关；得了阑尾炎疼痛无比，他还坚守在科研一线；鲜有时间陪伴家人，但家人始终在背后默默支持，给他提供强大后盾支撑……戚发轫说，“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从神舟飞船总设计师卸任后，戚发轫把大量精力投入航天科普事业，在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大中小学等开展科普讲座，在网络上讲授“航天思政课”，播撒热爱科学、热爱航天的种子。他曾在香港给青少年讲爱国主义和载人航天精神，也曾在酒泉同科研人员回忆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上千场的科普讲座，他从不准备讲稿，因为“关于航天事业的每一个细节，都毕生难忘”。
多年来，戚发轫坚持每年为五院新入职的员工讲授入职“第一课”，引导他们系好航天事业的“第一粒扣子”；2023年，戚发轫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把奖金100万港元全部捐出，用于培养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有面金灿灿的“百星墙”，每成功发射一颗卫星，就在墙上立一块卫星浮雕，签上项目负责人的名字。孙家栋和戚发轫的名字，和东方红一号写在最前面。从每年几颗到十几颗，再到几十颗，如今这面“百星墙”上，已有470余颗卫星，这是中国人逐梦星河的印记，也是以戚发轫为代表、一代代航天人心血与汗水的结晶。未来，这面墙还会“延展”，中国航天人将继续向着星辰大海，全力进发。
（本报记者白之羽、李俊杰参与采写）
《人民日报》（2025年03月17日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