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天津日报
互联网的风行，使纸质书信成了明日黄花，越来越多的人对它疏远和陌生。旧时信纸多由红线条由上往下，分为八行，因此，书信又称为八行书，简称八行。这种由上往下、由右而左的八行书写，蔡元培在一生中不知写了多少。这之中不乏工作及学问的联系和切磋，也有朋友间的往来问询，而更多的则是为他人书写各类不一样的八行荐牍，即八行推荐信。
乐写八行书
荐人有原则
蔡元培是民国时期的高官，担任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享有广泛的人脉和推荐遴选人才的社会资源。他乐于慧眼识天下英才，更乐于帮助那些底层的平民知识分子，正鉴于此才乐写八行荐牍，多的时候，他一天要写三四十封，少的时候，一天也要写十余封。
不过，他的八行有“二不写”原则，一是真正无把握的不写，二是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介于“有”“无”二者之间的，以确实能够达到推荐目的。他的书写方式也有两种，一是亲笔书写，这种信多是希望对方能成全满足；二是签署盖章，此类信仅进行推介，引用与否，不再勉强。
当年的北大文科学生，时任上海中华日报编辑的曹建回忆他经历过这样的两封亲笔信：
“其一是在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其时我主持上海中华日报笔政，因全体国民对日本的情绪非常紧张，每谈到外交问题时措词相当困难，曾请先生亲函当时的外交部次长代理部务的唐有壬氏，派我到美国或英国大使馆做事。其二是在二十六年四月，他有一位亲戚叶允竞君，系专攻航空机械学的，知道我在航空委员会周至柔主任处，函托代予一言。前者唐氏经由报社社长林柏面告我，如愿意到南洋各地做领事或总领事马上就可以去。但我愿进入英美各国使馆做事，目的是借此进修，而无意外交工作，谢了。关于后者我接到信时就转陈周先生，即蒙批准借重。”
蔡元培为人处世奉行中庸，既愿意对故旧亲戚周济扶助，也不是没有原则和底线。有位表亲幼年丧父，由蔡元培代为养育，后来在北大俄文系毕业，其工作就是通过蔡元培的八行书推荐而得到的。1933年，这位表亲失业了，当听说国民政府委员照例可以随身带一位秘书时，便直接向蔡元培提出担任秘书的要求。这次，蔡元培一改往常的和颜悦色，生气地告诉这位表亲：“你每次来谋事，我没有一次不给你想办法，但你也不可硬枝枝地要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啊！”
亲戚皆庸才
学生是人才
蔡元培的夫人对他的八行也有不高兴之处，因为，前来请托的亲戚，仅仅安排书记员、科员和编译员，很少能谋到独当一面的差事，夫人说他的固执在于认为“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
蔡元培的夫人说的是气话，也是实情。北大学生、陕西人陈顾远于五四运动那年预科学业期满，因学生罢课没能参加考试回到老家陕西，之后还要回北大考试。陈顾远家居农村，家境窘困，由陕西到北京的路费难以筹措。情急之下，他找到时任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解决了路费。于右任还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让他帮助陈顾远找一份工作或半工半读。
蔡元培读信后感到此事不大好办，因为当时北大很多毕业生都没有找到工作。他给陈顾远出主意，让他去由北大教授组成的“成美学会”，这个学会专门资助因经济问题而难以完成学业的同学。蔡元培还给“成美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胡适写了八行书，希望给予资助。就这样，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9月，陈顾远每月可以领取三十块大洋，这对陈顾远来说已是绰绰有余了。
北大学生梅恕曾是四川人，1922年，他得到去欧洲留学的官费资格。当时的北大有三千多名师生，平时各自忙于学业，疏于走动，且对一个学生而言，见校长的机会就更少了。梅恕曾得到官费留学资格后，经济系主任顾孟余让他去拜访校长蔡元培，认为这样做或许对梅恕曾的欧洲留学有所帮助。怀着忐忑的心情，梅恕曾叩开了校长办公室，他向蔡校长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希望先生给予建议和帮助。蔡元培问他准备去欧洲哪个国家留学，梅恕曾说到了德国再决定。蔡元培高兴地说，那也好，我为你写信给两个人，一个是在德国的朱家骅，另一个是在法国的褚民谊，让他们相机予你帮助。这件事给梅恕曾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曾撰文回忆说：
“蔡先生身为国立大学校长，又曾做过教育总长……但当我谒见他时，他一见我便站起来，站了老半天也不坐下。他替我写的介绍信，‘蔡元培’三字写的是楷书。由此可见其毫无架子，非常谦和，平易近人。”
艺术大师刘海粟虽从未受业于蔡元培，可一直把他当作恩师和挚友，他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在他准备第二次去德国举行画展之际，蔡元培给他写来了八行短笺：“顷有北大学生王滨海、陈季堂二君，往德留学，在上海德领事馆请护照，须欲本埠有名誉之校长作保，谨以此奉烦，如荷慨允，不胜感荷。”享誉华夏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具备这个保人的条件，两位学生拿着八行书去求见刘海粟，刘海粟当即做了保人，促成了二位学生的留学成行。
正是因为蔡元培乐于为北大学生推介，所以才有不是北大学生却自称是北大学生而来求助的。蔡元培晚年寓居香港时，有一人自重庆寄来加急信件，信中说，“学生困顿重庆，无以为生，恳请校长嘘植关怀。”蔡元培与来信人并不认识，只是阅其文字觉得是一可用之才，当即他也以加急信件为此人向重庆一个机关进行推介，这个人很快得到录用。不久，该机关登记证件时，发现此人并非北大学生，而是北京某私立大学的学生，这个机关负责人立即函告了真实的情况。
蔡元培复信说，“不必问是否北大，但看是否人才。如果是北大出身不是人才，亦不可用；如果不是北大出身而是人才，仍然要用。君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这个人并没有被辞退。此人也因为之前没有跟蔡元培坦言，自觉非常羞愧，来信向蔡元培道歉，并感谢他的提携。蔡元培非但没有责备，反而勉励此人努力工作，不必再将此事放在心上。
人无尊与卑
愿为弱者言
杨亮功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蔡元培写来一封八行，向他推介一位教师。时值学期中，再安插人员，会影响教学。杨亮功回信告之：“等到暑假，再行设法。”暑假中，杨回上海遇到蔡元培，事隔数月，杨亮功早已忘记，可没想到蔡元培见面就问：“我介绍的人怎么样？”并说：“此人就在上海，我明天叫他来见你。”回到安徽，杨亮功遂聘请了此人。
一次，杨亮功带着疑惑问起他和蔡元培的关系。从蔡元培的叙述中杨亮功才知道，此人是安徽人，与蔡元培素昧平生。只是在京沪列车上同乘一次车，且对面而坐，相互问询后，此人告诉蔡元培自己是学中文的，并把自己的一本文字学著作拿给蔡元培看。他还说现在失业在家，心里很着急，颇想教书，并请蔡元培介绍去安徽大学任教。蔡元培浏览了他的文字学著作后，认为他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愿意介绍他去安徽大学任教。
1927年2月，北伐军攻克浙江，蔡元培由上海来到杭州。此时，许多青年踊跃参军从政，他们都来找蔡元培，希望经先生介绍以遂自己的心愿，而这些被推介者大多不是北大学生。一天晚上，一位青年画家求见，蔡元培立刻见了他，这位青年拿出自己的人物花卉画作，让蔡元培浏览，并请求为他介绍工作。看过画作，蔡元培期许地笑了笑，问他能否画宣传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蔡元培拿起笔就替他写了八行书，介绍他去找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请求予以录用。过了几天，蔡元培还为此事让人去催促。
刘海粟还遇到过这样的事情，1932年4月，刘海粟接到蔡元培的一封八行书，专门为一位失业工人在上海美专谋一份工作。信是这样写的：
海粟先生：
径启者：绍兴人陈福，人极诚笃，曾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暨南大学服役，于学校各役颇为熟练，现因失业，亟谋工作，学校新增中学，或需雇校役，特为介绍，请留用为幸，专此并祝
艺绥
蔡元培
刘海粟对此感慨极深，他说：“当时中国地位很高的大人先生们，有几个人想到为失业工人找口饭吃？蔡先生最识人，陈福后来在校服务，十分忠诚。”
其实，蔡元培也不愿为这些琐碎的事情所缠，他曾说：“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
蔡元培的乐为八行荐牍，很是不为一些人理解，说他是好好先生，滥情卖好等。其实，蔡元培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严肃不苟的，正如上海中华日报老友王云五所说：“（蔡元培）多年以来对于推介之请求既然是来者不拒，一旦予人以峻拒，定然使受者万分难堪。”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其促成。蔡元培很快给了回电，只坚定的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蔡元培是位学者型的官员，骨子里沉淀的是中国的世俗伦理。推己及人，乐善好施，由此可见他的一颗蔼然仁者之心、他的慈祥诚恳的平民化作风。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暖暖的人情味，他甚至可以为一位失业工人写推介信，这也是他能广为各阶层人士所敬仰的原因。